涉疫获刑的货车司机仍被监视居住：社会需要全面走出疫情 观焦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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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文 | 张丰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2021年，辽宁人贺宏国和大舅子韩东一起开货车跑运输，2022年1月，两人因为行程报备出问题，“导致当地疫情传播”而获刑4年。

非常奇怪的是，他们当时并没有被收监，最初因为处在疫情中，后来则是“没人管了”。目前，他们仍然处在“监视居住”状态，可以走出家门耕种土地，但是无法到外地。他们向当地法院申请案件再审，目前还没有结果。

媒体报道他们的处境，特别提到贺宏国今年春天播下3亩玉米，今年的收成就靠它了。

图/网络

2022年的事并不遥远，现在看来却像是读历史文献。他们那一次出门跑车，按要求做了核酸，都是阴性才上路。实际上，每个地方都会要求核酸，他们回来后又做，核酸结果显示阳性，结果稀里糊涂就成了传播疫情的人——当地为此采取一波封控，花了不少钱。

这些“是非”现在看来都很荒诞，因为在去年底全国人民大面积感染，既没有封控，也没有追究什么人的责任，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阳的，又传给了哪些人，总之，大家一起“走出了疫情”，就像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。

贺宏国的遭遇提醒我们，疫情造成的影响并没有结束——有些人仍然生活在疫情的阴影之中，和疾病无关，也和政策本身无关，而是生活在一种“管制的惯性”之中。

各地的大学，都和贺宏国的处境有点像。2020年之前，大城市的大学基本上都是向社会开放的，社会人士可以去大学校园里，参观或者找人商量事情，只需要简单登记就行。

疫情开始，大学考虑到学生集体生活的特殊性，都采取了比社会更严厉的措施，完全谢绝校外人士访问——如今，疫情已经宣告结束，大学仍然普遍封闭着。

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“后遗症”。封控措施出台的时候，往往非常高效很辣，但是却缺少一种合理、及时的退出机制，一些环节的人，甚至产生了对封控的依赖。因为维持封控而招聘的人员，他们肯定会想办法保住自己的工作。

这种状态其实相当普遍。尽管根据“乙类乙管”的原则，出行就可以不戴口罩。各地的“口罩令”仍然维持了很久，媒体反复试探，去采访相关人士，没有人可以明确宣布“不用再戴口罩”，答复是“建议戴”。

直到最近，乘坐地铁和高铁，仍然是“建议戴”——“建议戴”的准确意思是，不强制，可以不戴。“建议”这个词，用来表示某种“否定”性的含义，这真是汉语的一个伟大发明。

图/网络

其实它反映的是一个普遍而本质的问题，大多数人把“戴口罩”当成常态，把管控当成了正常：还有甲流呀，还有别的感冒，戴总比不戴要好……我们是真真正正爱上了口罩。

作为公共卫生政策的疫情防控，已经退出历史舞台；作为一种疾病，新冠也已经失去神秘性，现在仍然有人感染新冠，却不再有人对此恐慌。但是，新冠疫情造成的创伤，似乎还没有完全消除。我们需要“全面走出疫情”，不仅是经济和公共卫生政策，也包括社会和心理。

贺宏国的遭遇，让人想起疫情时那些奔波在高速路上的货车司机们，他们所受的苦，现在看来很多都是荒诞的、多余的、没必要的。但是幸运的是，有很多苦都有尽头，都已经“过去”。

贺宏国是最悲惨的一个，不仅是因为他被判刑，也是因为他似乎处在一种“被遗忘”的状态——他的事情，似乎变得微不足道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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